那一年,我到南方某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主题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课的偏颇及改革走向”,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国内不少知名的经济学家和著名大学的教授,我作为三流大学的普通政治经济学教师,只不过出两只耳朵听听而已,别说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见解,即使有,也是人微言轻,不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当然,收获颇丰。
最后一天,当一位学者走到台上开始发言的时候,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不只是那种前卫的观点,声情并茂的陈述,在所有发言的学者中别具一格,就是那种独特的长相也足够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个不高,瘦瘦的,在台上坐下之后,身子整个埋没在讲台的后面,但脑袋却很突出,圆圆的脑袋几乎没有一棵头发,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闪着亮光,给人的感觉仿佛在台上作报告的就是一个大大的、光光的脑袋。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毛刺儿!难道他就是我多年不见了的前辈同事、当年的室友毛刺儿吗?
一
1965年秋天,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孤身来到边疆某县一所中学教书。学校条件很差,只有前后八栋平房,前四栋是教室和办公室,后四栋是学生宿舍和食堂。教师没有专门的宿舍,我被安排在总务主任的办公室里住宿。办公桌两边各一张床,同住的还有一名老师,比我年长十几岁,叫毛赐,身子不大,脑袋倒很突出,过早拔顶,脑门处只有疏疏落落几根头发,风一吹都直立起来,像扎在额头的几根尖刺儿,所以学生都叫他毛刺儿。他是名牌大学毕业,学政治经济学的,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随着十万官兵转业到这个县城。他非常善于演讲,经常发一些在当时看来是骇世惊俗的议论。因为他知识丰富,善于旁征博引,把个枯燥的政治课讲得很生动,所以学生都非常喜欢他。
我和毛刺儿教同一学科,他又是我的前辈同事,所以我非常尊重他。相处时间长了,我们俩之间无话不说。一次我问他:
“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不成个家?”
毛刺儿只是淡然一笑:“你看我这副尊容,谁肯嫁给我?”
同事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年轻的时候毛刺儿除了个矮一点外,长得还是满精神的,那时头发不像现在这样少,扛着黄灿灿的中尉肩章,也获得过不少少女的青睐。据说他的一个学员,某部的一个机要秘书曾爱上他,两人曾有过一段卿卿我我的热恋。可当这位秘书两年结业回到所在部队后,却出人意外地嫁给了一位四十几岁的上校。毛刺儿气愤地给那位秘书写了一封信,表达对她为了攀附权势背弃所爱的不满。自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后来他转业到北大荒,在农场干了两年农活就被当地县城中学招聘为政治教员。这件事对毛刺儿的打击无疑很大,年轻轻的头发就开始脱落,身体也逐渐变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憔悴了。据说心也越来越硬了,对任何女人都失去了兴趣。
其实他的心倒满软的。他所教的高二班里有个女孩,叫李春丽,高个,瘦瘦的身躯包裹在洗得发白的蓝裤褂之中,凡是女人凸起的地方都是平平的,像是发育不全的样子,但脸蛋长得却很好看,细长的眼睛,细细的眉毛,圆圆的白净的脸,一笑起来,很有一点媚气。她家在偏远的农村,在学校住宿,晚间没事,常到宿舍来找毛刺儿。毛刺儿不是教语文的,却教她如何写文章,不是教数学的,却帮助她解算数学题。毛刺儿很喜欢她,甚至对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久,我发现一个秘密,李春丽家生活很困难,经常没有钱买饭票。毛刺儿就在星期天坐着公共汽车赶到她家所在的乡镇,假托她家的名义寄一点钱来,李春丽始终没有发觉。
第二年夏天,运动爆发,毛刺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说他在课堂上宣传封资修思想,是反动学术权威,要坚决打倒;因为他是教政治的,知识面广一些,思想又比较开放,说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我非常理解,毛刺儿似乎也还不以为意。可接着出现的几张大字报,却真的把他打倒了。说他作风下流,道德败坏,暗中为自己在学生中培养老婆,四十来岁的老癞蛤蟆竟想吃天鹅肉。并在夜深人静时引诱该女生到自己宿舍,还多次在星期日跑到该女生家里去骚扰。大字报虽然没有点明该女生是谁,但很快全校就都知道是高二一班的李春丽。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李春丽就在学校消失了,毛刺儿也立即陷入了阿Q向吴妈求爱后在未庄的境遇,全校的女孩子见了他如同见到洪水猛兽,躲之唯恐不及。在食堂吃饭,毛刺儿坐在了哪一张桌,女生就马上端起碗跑到了别一桌。就是上厕所,只要发现毛刺儿在一旁的男生厕所,想上厕所的女生都在厕所外面远远地站着,等到毛刺儿出来才敢进去。
道德败坏是使单身男教师最受不了的罪名,眼前的一切使毛刺儿实在无法忍受。一向善于高谈阔论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了。三顿饭他索性都到街里小饭店去吃,回来后就躺在床上瞪着眼睛发呆。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来了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四十多岁的农民,自我介绍是李春丽的父亲,摸索了半天从兜里掏出个纸包,里面是一沓破旧的钞票,对毛刺儿说道:
“小丽说了,她不能用你的钱。和我把帐都对好了,是你寄的都还给你。猪卖了,东邻西舍借了点,我慢慢还吧。反正没钱咱们书也不念了。”
毛刺儿接过钱,随意把钱扔到了床上,李春丽父亲走的时候他只欠了欠身子就又躺下了。是我把李春丽的父亲送出了门外。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两行眼泪挂在毛刺儿的腮边。
第二天一早我出去跑步,因为毛刺儿早晨从来是恋被窝,我也就没叫他。回来见他还蒙着头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就叫他起来到街里吃饭。可掀开被子一看,满被窝里全是血,那一沓钱还在被窝里,已被血染成了红色。他用刮脸刀片割腕自杀了!我立刻跑到操场,叫来几个早起玩球的学生,把他送到医院。因为发现的早,还算抢救过来了。
后来是深挖,毛刺儿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又是军官出身,自然和敌特联系不上。再后来是接受再教育,像毛刺儿这样的反动权威,运动中又有“自决于人民”的劣迹,自然难逃一劫。于是他和另外几个教师戴着大红花用大卡车送到了农村去安家落户。落实政策后,其他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教师都先后回到了学校,重新走上了讲台,可毛刺儿却不见踪影。再后来,人们渐渐地把他淡忘了。
二
转眼就是十几年过去了,运动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世事变迁夹杂着人事的变迁。在这变迁中,我也不知不觉由刚离校门的大学生成为一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年教师。我搬出了总务处办公室,有了自己的家,房子虽然不大,但毕竟是自己温馨的窝。妻子是别人介绍的,虽然不漂亮,又是个工人,但很温柔,也很能干。我特别感谢她为我生了个漂亮女儿,于是女儿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每天早晨看着妻子如何帮女儿穿衣服,梳头,扎蝴蝶结;晚间,教女儿写字,背唐诗;女儿上学之后则看着她写作业。我真切感觉到了家庭和亲情的温馨,觉得和毛刺儿一起住办公室那几年简直是生命的浪费。
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妻子去单位值班,我在家里备课。突然在楼下玩的女儿跑了进来,神秘地说:“一个老头领着他女儿在外面打听咱们家呢。我不认识的,怕是坏人,就没敢把他领进来。让他进来吗?”
我说:“哪来那么多坏人?可能是学生和家长。”
我急忙下楼,走到楼梯口,女儿说的那个老头已经进来了。使我大吃一惊,竟是多年不见的毛刺儿!还像十年前那样瘦小,但脸上却多了不少肉,而且泛着红光,只是顶门上的头发更少了,只有稀疏的几棵立在光秃秃的额头上,更像栽在上面的几根刺儿。他身边的年轻女子倒一下子使我楞住了,高挑的身材,长眉细眼,白白净净,米黄色的西服里面是红地紫花旗袍,隐约可见一双修长丰腴的腿,显得十分漂亮。
毛刺儿似看出了我的犹疑,急忙介绍道:“忘记了?咱们的学生,李春丽!”
我突然想起导致毛刺儿自杀的那名女生,当时还是个没发育完全的瘦高的女孩子,可眼前的李春丽却是一个丰满、漂亮、沉稳的成熟女子了。
我笑道:“怪不得我女儿说有个老头领个女儿呢,原来似乎你和春丽。”
毛刺儿不无得意地说:“女儿倒不着急,面包总会有的,不过老婆还是找到了。”
他告诉我,李春丽现在是他新婚的妻子,两人要到四川老家度蜜月,路过县城顺便看看老朋友和救命恩人。他在楼下和我说了几句话就要走,说见过面就可以了,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他走。因为快到午间了,我打发女儿到附近市场去买熟食,生拉硬扯把毛刺儿让到了楼上。不一会,采买的女儿也回来了。虽然妻子没在家,我自己也凑了四盘菜,家里酒是现成的。于是我和我的女儿,毛刺和他女儿般的年轻妻子,四个人一桌开始喝酒了。
他告诉我,那几张大字报是一个叫张奇的年轻老师鼓动几个学生写的,纯粹是出于忌妒心。李春丽告诉他,张奇经常在班级讲,你们凭什么都喜欢毛刺儿?特别是你们这些漂亮女孩子,他毛刺儿有什么好的?长得那么难看,连老婆都找不到,不就是有一张能言善辩的觜吗?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睛总还挑逗似地在讲台下面女学生脸扫来扫去。张奇比我早来这个学校两年,长得挺帅,就是不学无术,但很会讨领导喜欢,现在已当上了新成立的一个中学的副校长了。
毛刺儿告诉我,下乡时他为什么选择那么一个偏远的山村?就是因为李春丽家就在那里,他并不是去追李春丽。说他在学生中为自己培养媳妇,纯粹是把屎盆子往他头上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是可怜这个孩子(他爱抚地看了李春丽一眼),他是觉得自己一个人挣那么多工资没地方花应该再派上点用处,帮助帮助贫困的孩子。他到那个山村,一方面是因为从哪里跌倒应该从哪里爬起来,让大家看看他毛赐是个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也还是想完成那个未了的心愿——救人救到底,让李春丽成为一名大学生。
开始下放,大队对他还是很照顾的,特意给他安排一间房,锅婉瓢盆都是队上给买的,也不让他干重活。别人割麦子,他负责把丢下的麦穗拣一拣;别人铲地,生产队长让他检查质量。没事的时候,他买了些书学中医,学针灸,有时还跟村里一个卖药老人上山学着采药。反正他干不干活、干多少别人都不在乎。
刚开始,李春丽总躲着他,是他父亲不让见他。因为这时候善良的村里人还不知道李春丽为什么退学,家里只说是交不起学费。也不知道毛刺儿为什么下放到村里来,只知道是来受教育的,念大书的都得向庄稼人学习,学会种地,不然吃啥?李春丽的父亲最怕的就是乡亲们听到什么风闻,不知就里,乱传一气,使女儿无法做人。偏偏李春丽的父亲得了一种怪病,皮肤起了一些小疙瘩,奇痒难熬,每天晚间无法入睡,忍不住用手去抓,抓破的地方化了浓,结了痂,就又被抓破。不久又传染给了李春丽和她母亲。家里无钱医治,李春丽才想到了毛老师,让他帮助想想办法。毛刺儿试了不少验方,今天上什么膏,明天又用什么水来洗,折腾来折腾去,瞎猫碰上死耗子,竟然好了。于是父亲出于感激,不但允许女儿去见老师,而且逢年过节还把老师请到家里,让女儿给预备点酒菜,和老师一起喝几杯。出于感激,曾托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毛刺儿,毛刺儿一口回绝了。原话是:咱这个德行不能糟蹋了人家孩子。
毛刺儿会治病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遍了,在缺医少药的偏僻的山村,毛刺儿几乎成了神人,大队不再让他到田里干活了,让他做了名赤脚医生,专门在小学校里为他腾出一间办公室做他的医务所。村里人什么病都找他看,连妇女月经不调也来找他。说实在的,普通的头疼脑热他也真的治好了不少,治病他分文不取,还亲自进城给买药,由此更赢得了社员的尊敬。知道他四十开外还独身一人,于是村里的寡妇,从三十几岁的到五十几岁的都纷纷有人给他介绍,而且有的自己找上门来,他自然是一一回绝。于是村里人得出个结论:这个人那么有钱,那么有学问,却不要老婆,肯定有病。
毛刺儿还想着李春丽,想着李春丽的学业。正好这时学校开始复课,李春丽被安排为当地小学校的代课教员,办公室就在医务室旁边。毛刺儿每次见面都不忘嘱咐她,不要忘了学习,并抽时间亲自辅导她,他总相信将来大学还会办的。他自己理科差不多忘光了,就辅导李春丽文科,每次进城回来都买回几本语文、史地之类的书给李春丽。
一天临下班时,李春丽照例来到她的小医务所,他拿出书来准备给她讲课,可李春丽却哭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