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司徒勉的手指收紧了。
“干不干?”龙三问。
司徒勉抬起头,看向黑暗的江面。江水在远处灯塔微弱的光线下,泛着冰冷的、金属般的光泽。对岸是沉睡的城市,星星点点的灯火,像另一个世界。
他想起了华容。那个警察曾对他说:“无论多难,走正路。”
正路?正路让他连妹妹的命都保不住,正路让他连给妹妹立块碑的钱都凑不出。这世道,正路是给有背景、有家底的人走的。像他这样的人,走在正路上,只会被碾成尘土。
“干。”他说。
龙三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聪明。”
卡车发动了,引擎低吼着驶入黑夜。司徒勉站在原地,看着尾灯的红光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蜿蜒的江岸公路上。
他低头,打开信封,借着远处灯塔的光,数了数里面的钱。两张十块,崭新的,在黑暗里泛着冷光。
足够买块像样的青石碑了。还能请石匠刻上字:司徒禾之墓。兄司徒勉立。
他把钱小心地收进内袋,贴着胸口放好。那里曾经揣过华容不小心掉下的、带着体温的毛票,现在装着这二十块沾着夜色和罪恶气息的钞票。
江风更猛了,吹得他几乎站不稳。他转过身,朝来路走去。脚步很沉,但每一步都很稳。
这条路是歪的,他知道。
但至少,它通向一个可以埋葬妹妹尊严的地方。
而尊严,对于已经一无所有的司徒勉来说,是此刻唯一还能紧握的东西——哪怕要用灵魂去换。
小禾的墓碑立起来后的第三个月,司徒勉离开了码头搬运的苦力活。
龙三看中了他的沉默和狠劲——不是那种张扬的凶狠,而是一种冰冷的、能把恐惧咽下去当饭吃的狠。有次“运货”被联防队盯上,司徒勉主动断后,引开追兵,在城东废弃的水泥管里躲了一整夜,冻得几乎失去知觉,却始终没吐露半个字。龙三把他从管子里拖出来时,他手里还紧紧攥着那趟的“工钱”,五十块,被汗水浸得发软。
“你小子,是个人物。”龙三给他倒了杯烧刀子,“跟着我干‘大活’吧。”
“大活”是走私香烟。从南边用渔船运过来,避开海关,在沿海小渔村卸货,再用改装过的货车分散运往内地。利润是搬运录像带的十倍,风险也是。
司徒勉没犹豫。他需要钱,很多钱。不仅要还清小禾看病欠下的债,还要让她的墓碑周围种上四季常青的柏树——那是她生前在画册上看到时说“好看”的树。更深的,是一种连他自己都不敢直视的渴望:他要证明,即使站在最脏的泥里,他也能爬上去,爬得比那些天生干净的人更高。
第一次参与“大活”,是在1985年春天。渔村的海风腥咸,夜色如墨。他们借着月光,把用防水油布包裹的纸箱从渔船上扛下来。司徒勉的肩膀磨破了,血混着海水,火辣辣地疼。但他一声不吭,比任何人都快。
那趟之后,他分到了八百块。一笔他过去两年都挣不到的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