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板没说话,手指慢慢摩挲着紫砂茶杯。
“如果赵主任不答应呢?”他问。
司徒勉走到门口,回头:“那码头项目,就会有很多‘意外’。我烂命一条,不在乎。但赵主任和您,在乎。”
这是威胁。赤裸裸的,不带任何掩饰的威胁。
司徒勉在赌,赌码头项目对赵主任和董老板的重要性,超过“处理”一个不听话的警察。
他也赌,赌自己这些年来积累的“利用价值”,和他豁出一切的决心,能换华容一个平安。
三天后,董老板带来了赵主任的“答复”
“赵主任同意了。”董老板神色复杂地看着司徒勉,“但有两个条件。”
“第一,华容必须立刻停止调查码头项目的一切事宜。我们会通过‘正规渠道’给他压力。”
“第二,”董老板顿了顿,“你得做一件事,向赵主任证明你的‘诚意’。”
司徒勉静静等着。
“老码头东区有户姓陈的人家,老头是个退伍残疾军人,儿子在部队。死活不肯搬,成了标杆式的‘钉子户’。影响了整个片区的签约。”董老板递过来一个文件袋,“里面是他儿子的部队番号和联系方式。明天之内,让这家人签字搬走。用什么方法……你自己定。”
文件袋很轻,司徒勉接过来时,却觉得有千斤重。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普通的威胁,这是要他去碰最不该碰的人——军属。一旦出事,就是天大的麻烦。
但这也是赵主任的考验:你司徒勉说要保华容,可以。那就拿出你的“本事”和“决心”,去做一件足够脏、足够绝的事,把自己彻底绑死在这条船上。
“好。”司徒勉只说了一个字。
那天下午,司徒勉独自去了老码头东区
陈家的房子是栋老旧的平房,墙上刷着“保家卫国光荣”的褪色标语。门口坐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一条裤管空荡荡的,正在晒太阳。
司徒勉没带任何人。他走过去,蹲下身,和老人平视。
“陈伯,我是负责拆迁的。”他直接说。
老人看了他一眼,眼神浑浊却锐利:“滚。”
司徒勉没动。他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照片,放在老人膝盖上。照片上是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笑容灿烂。
老人的手抖了一下。
“您儿子,在部队表现很好。”司徒勉声音很平,“听说快提干了。”
“你想说什么?”老人死死盯着他。
“我想说,”司徒勉收起照片,“如果您明天不签字,您儿子部队的领导,就会收到一些‘材料’。关于他父亲阻挠市政重点工程,涉嫌敲诈勒索,思想顽固,影响军属形象的材料。”
老人的脸瞬间惨白。
“当然,材料是假的。”司徒勉继续说,“但调查过程是真的。您儿子的前途,经不起这种调查。提干肯定没了,能不能留在部队都难说。”
“你……畜生!”老人浑身发抖,想站起来,却踉跄了一下。
司徒勉扶住他,动作很稳。他在老人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
“陈伯,对不起。但我必须这么做。”
“签了字,您能拿到最高标准的补偿款和安置房。您儿子不会受任何影响。我保证。”
老人看着司徒勉。他看着这个年轻人眼睛里那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某种近乎残忍的决绝,忽然明白了什么。
“有人逼你?”老人哑声问。
司徒勉没回答。他松开手,站起身。
“明天上午九点,拆迁办等您。”
他转身离开,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走出巷子时,司徒勉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他烂熟于心却从未拨过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