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德柱总是低着头，沉默半晌，才挤出两个字：“读书。”

给儿子读书。

杨秀英就不说话了。她是个山里女人，不懂多少大道理，却知道这大山里的孩子，要想“考出去”，要读多少书，要花多少钱。而她的男人，只是一个每月拿十五块钱的民办教师，五块钱，攒了一年又一年，也攒不出多少。

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姚德柱又走了。

这次不是去买酒，是去乡里办户口。

他揣着村里开的证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三十里山路。等他走到乡政府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太阳偏西，冷风吹得人骨头都疼。

乡政府的院子里，晒着金黄的玉米棒，一只瘦黄的土狗趴在台阶上晒太阳，懒洋洋地眯着眼睛，看见姚德柱来了，只是抬了一下眼皮，又耷拉下去，连尾巴都懒得摇一下。

办公室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办事员坐在桌子后面，翻着报纸，头都没抬。姚德柱把村里的证明递过去，办事员接过来，扫了一眼，随口问：“叫什么？”

“姚远。”姚德柱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

“哪个远？”办事员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漫不经心。

“遥远的远。远方的远。”姚德柱一字一顿，重复了一遍。

办事员愣了一下，又低头看了看证明，然后拿起笔，在表格上工工整整写下两个字——姚远。

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办完户口，他没有急着赶回去。

他站在乡政府的院子里，抬头望向远处的大凉山。太阳正在慢慢落山，橘红色的光一层层染在山脊梁子上，像有人用巨大的红色笔刷，一遍又一遍地涂抹，从山脚到山顶，最后融进山顶的白雪里，美得苍凉，也美得绝望。

他看了很久，直到太阳完全沉进山底，天色彻底暗下来，才转身迈开脚步。

回去的路，比来时更长，也更难。

天很快黑透了，山里起了雾。雾浓得像煮稠了的牛奶，白花花的，连脚下的路都看不清。姚德柱在山路上摸摸索索地走，好几次踩进路边的浅沟里，裤腿都磨破了，他也只是拍一拍土，继续往前走。走到家门口的窝棚时，已经是半夜了，浑身湿透，冻得牙齿都在打颤。

杨秀英还醒着。

窝棚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火苗颤巍巍的，映着她疲惫的脸。孩子躺在她怀里，小小的身子轻轻蜷着，呼吸细细的，像一只刚出生的小兽，微弱却顽强。

姚德柱站在窝棚门口，没有进去。他想在外面站一会儿，想吹一吹冷风，再静一静。因为他心里清楚，从今天起，他要多养一个人了，要多一份责任了。而他的十五块钱，不会因为多了一个孩子，就多一分。

他蹲下来，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张户口证明。

证明上的字迹清晰：姚远，男，1981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址：XX村XX组。

他把证明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贴身的衣袋里，用手按了按，确保不会掉出来。然后，他缓缓站起来，推开了窝棚的门。

煤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晃了一下，又慢慢稳住，昏黄的光，照亮了窝棚里小小的一方天地。

杨秀英抬起头，声音沙哑地问：“办好了？”

“办好了。”姚德柱的声音依旧很轻，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安稳。

“吃饭了吗？”杨秀英又问，眼里满是担忧。

“吃了。”姚德柱回答，语气没有丝毫迟疑。

他没吃。

从早上出门到现在，他只在路上喝了几口路边的冰水，什么都没吃。他不想让杨秀英知道，不想让她担心，也不想让这窝棚里，再多一分沉重。

他走到木板床边，低头看了一眼孩子。

孩子睡得很沉，小小的嘴巴微微张着，露出一点粉嫩的舌尖，手指攥成小小的拳头，紧紧蜷在胸前，像是在抓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姚德柱伸出手，指尖轻轻碰了一下儿子的手指。

那根小小的、软软的手指，立刻攥住了他的食指。

攥得很紧。

不肯松开，像要抓住这世间唯一的依靠。

姚远的手指，被儿子攥着，没有抽回来。

他就那么蹲着，蹲在木板床边，让儿子攥着他的手指，蹲了很久很久。

窝棚外面，风又大了。

破旧的塑料布被山风拍打得哗哗作响，像是在拍手欢呼，又像是在拍打这穷极了的窝棚，拍打这沉默的大山。

远处，大凉山的群山，在夜色里沉默着。

一座连着一座，像一堵永远也翻不过去的高墙，横亘在天地之间，挡住了所有的远方，也挡住了所有的希望。

而在这堵高墙的脚下，在这简陋又寒冷的窝棚里，一个刚出生才三天的孩子，正攥着父亲的手指，呼吸细细的，像一只小小的、顽强的兽。

他不知道自己生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这连绵的大山，意味着什么。

也不知道，那个叫“远”的名字，藏着父亲怎样的心事。

他只知道——冷。

冷得刺骨，冷得钻心，冷得让他拼命攥紧了那根属于父亲的手指。

这是他人生学会的第一件事。

也是这大凉山，给他的第一份，冰冷的、沉重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