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
13.辍学
初二下学期，一个消息像冷风一样刮进学校——马海阿芝也要辍学了。
消息是陈小军带来的。他没考上初中，早早回了村里种地，可消息却比谁都灵通，村里谁家嫁女、谁家盖房、谁家出门打工，他都摸得一清二楚，像长了顺风耳。
“阿芝要嫁人了。”陈小军蹲在田埂上，语气平平地说，“河对岸那户人家，给了三千块彩礼。”
姚远没说话，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他记得马海阿芝，她家住在比自己家更高更远的山上，上学要翻更陡的山、走更难走的路，比自己还要辛苦。她性格安静，不爱说话，上课总坐在教室最角落，低着头，安安静静的，从来不会举手回答问题，像一株长在阴影里的小草。
后来姚远才断断续续听说，阿芝的父母早就打定主意，只要能把女儿嫁到山脚下，什么条件都肯答应。
山脚下有通村公路，不用再爬半天山路；有水田，能种上大米，不用顿顿啃苞谷；有电灯，亮堂堂的，不用再点昏黄的煤油灯；还有卫生所，头疼脑热能及时看上医生。
对山里姑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出路。
阿芝出嫁那天，姚远跟着母亲去她家“吃酒”，终于见到了她。
她穿着一身彝族传统嫁衣，黑布作底，镶着红艳艳的边，绣满色彩鲜艳的花鸟纹样，是山里姑娘一辈子最鲜亮的衣裳。
她低着头，背上背着一床花被子，沉默地跟着迎亲队伍，一步一步往山下走，没有哭，也没有笑，安静得像不存在。
姚远站在阿芝家门前的山梁上，望着她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蜿蜒山路上。那天阳光极好，漫山遍野绿油油的，亮得晃眼。那件红嫁衣在阳光里像一团跳动的火，烧了一路，等转过山弯，便彻底熄灭在绿意里。
他忽然想起刚上初中报到那天，自己帮她提过那只沉甸甸的蛇皮袋。袋子里装的是苞谷面，够她在学校吃一个月，压得肩头发酸。她接过袋子时，细声细气说了句“谢谢”，声音轻得像蚊子叫，他没听清，刚想再问一遍，她就红着脸低下头，再也不肯开口了。
姚远默默转身走回教室。代艳丽正坐在座位上看书，见他脸色不对，抬起头问：“怎么了？”
“没什么。”他坐下，翻开课本，眼睛盯着密密麻麻的字，却一个也看不进去。
那一年，接连辍学的不止吉克曲布和马海阿芝。
班里的空位越来越多，有人再也没来过，桌上的书本被收拾干净，花名册上的名字被一笔划掉。理由都出奇一致——家里供不起了。
当初打碎酸菜瓶的王健，也走了。他成绩不好，分在慢班，总排在倒数。离开那天，没人送他，一个人默默收拾好东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学校。后来姚远听人说，他去了广东打工，在鞋厂流水线上班，一个月能挣八百块。这个数字，比父亲当老师的工资高出许多，在山里人听来，简直是天文数字。
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开，阿依木嘎也越来越沉默。
他依旧每天最早起床，最早到教室，依旧坐得笔直，认真听课、飞快记笔记，成绩依旧稳稳排在快班前三。可姚远明显察觉到，他吃饭越来越少，常常只吃半碗就放下筷子，留着另一半当晚饭。
“你怎么吃这么少？”姚远忍不住问。
“不饿。”阿依木嘎淡淡回答。
姚远知道他在撒谎。他亲眼看见，阿依木嘎的米袋一天天瘪下去，再也装不满；那只装咸菜的玻璃瓶空了之后，就再也没有重新装满过。
一天晚自习结束，两人在操场上站着。操场没有灯，一片漆黑，只有教学楼窗户漏出的光，在地上投出一块长方形的亮斑。
晚风卷着河水的腥味和远处人家的烟火气吹过来，带着凉意。
阿依木嘎忽然开口，声音轻得被风一吹就要散：“姚远，你说我还能读多久？”
姚远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不知道答案，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我想读完初中。”阿依木嘎又说，语气带着一丝卑微的期盼，“能读完初中就行。”
姚远看向他的侧脸。月光洒下来，勾勒出他清晰的轮廓——高颧骨、深眼窝、薄嘴唇，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只是眼下瘦得脱了形，颧骨愈发突出，眼窝也陷得更深。
“你家屋外那片竹林，每年春笋多，可以挖去卖钱，凑点学费。”姚远只能想出这个办法。
阿依木嘎没说话。姚远自己也清楚，那只是一时的钱，撑过一个月，下个月又该怎么办？没有家里支撑，光靠几棵竹笋，根本读不下去。
两人沉默地站着，风卷着地上的沙土打在脸上，又干又疼。
“你爸呢？”姚远轻声问，“他不管你吗？”
阿依木嘎依旧没回答，只是低下头，用脚尖在地上划着什么。太黑了，姚远看不清字迹，却隐约能猜到，那是一个“出”字——两座山叠在一起，是走出大山的出。
划完，他抬脚狠狠一抹，把那道痕迹彻底抹掉。
“走吧，回去睡了。”他说。
姚远默默跟在他身后回宿舍，一路再无一言。
升入初三那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姚德柱的民办教师资格，被彻底取消了。
是父亲亲口说的。
那天姚远回家，看见父亲坐在院子里，一口接一口抽着自己卷的旱烟，烟雾在煤油灯光里飘着，像一团化不开的愁云。
“不教书了。”父亲声音平静，“上面政策下来，民办教师都取消了。”
姚远站在原地，看着父亲，心里一沉。
“那以后……家里怎么办？”
“种地，卖豆腐。”父亲吸了一口烟，烟雾从口鼻一起涌出，把整张脸都罩在朦胧里，“你好好读你的书，别的不用管。”
姚远知道，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他瞥见母亲眼睛红红的，却强装没事，转身走到灶台边，假装忙碌着家务。
后来他才从旁人口中得知，父亲失去教师身份后，家里唯一稳定的收入彻底断了。地里的庄稼只够糊口，卖不出多少钱；豆腐生意微薄，一天忙到晚，挣的钱还不够他在学校一个星期的费用。
父亲开始在家和县城菜市场两头奔波。
所谓县城，不过是依山傍水的一片镇子，沿河一条主道，对面一条小路，两旁挤着两层小楼，没有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也没有公交车。
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走两小时山路去卖豆腐，卖完再赶两小时山路回家，地里的农活还在等着他。一来一回四小时，山路崎岖难行，遇上雨天，泥路湿滑，好几次都差点摔下山崖。
这些事，都是母亲偷偷告诉姚远的。父亲自己，半个字都不提。
“你爸不让我告诉你。”母亲抹着眼泪说，“他说你在学校读书要紧，不能分心。”
姚远低下头，手指紧紧攥着筷子，指节泛白，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那年冬天，外婆病重了。
病得很重，躺在床上起不来。母亲赶回山里照顾，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他白天卖豆腐，下午回来种地、喂猪、做饭、洗衣，一个人忙得脚不沾地，连合眼睡觉的时间都少得可怜。
姚远想请假回家帮忙，被父亲一口回绝。
“你回来能干什么？”父亲语气硬邦邦的，“地里的活还是得我干，你帮不上半点忙。你在学校好好读书，就是帮最大的忙。”
姚远没能回去。
外婆最终在腊月里走了。
母亲后来哭着告诉他，外婆去世那天晚上，父亲跪在床前，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不是不孝顺，是太无力——外婆从生病到离世，只去过一次卫生院，开了几副草药，根本不管用。医生说要送县医院住院检查，少说也要先准备几千块。
几千块，父亲拿不出来。
外婆反倒安慰他：“不去了，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得花那个钱。”
父亲跪在地上，额头抵着床沿，肩膀一抽一抽地发抖。外婆颤巍巍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德柱啊，你是个好女婿，对得起我，对得起秀英，更对得起那个娃。”
父亲哭得更凶了。
外婆走的那夜，母亲说，父亲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整整一夜的烟。天一亮，他掐灭烟头，一声不吭，打那以后，他就开始埋头干活。
姚远听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坐在灶台旁，捧着一碗已经凉透的苞谷糊糊，一口也喝不下。父亲那句“你好好读你的书，别的不用管”反复在耳边响。
他忽然想问，父亲口中的“别的”，到底包含了多少苦？包含了外婆的病、那拿不出的几千块、日复一日磨不完的豆腐、走不完的山路、还有被彻底取消的教师身份吗？
他站起身，走到院子里。父亲正在劈柴，斧头落下，木柴裂开的声响在夜色里格外沉闷，一下，又一下，砸在姚远心上。
“爸。”姚远轻声喊。
父亲没抬头：“嗯？”
姚远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他想说“我不读了”，想说“我回来帮你”，想说“让我分担一点”，可看着父亲佝偻却依旧挺直的背影，看着那把起落不停的斧头，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