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北京的高铁上，卓蒙城和刘行军两人沉默不语。

一是因为半个多月连轴转，太累了。

二是因为想着即将面临的难题，两个人都没有交谈的欲望。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关于杜树华案子仍然是一团迷雾。

他们查找二手车原车主廖智捷的亲朋好友，试图从他们那里能联系上本人，但全都表示廖智捷这一家子都是势利鬼，移民外国后连电话号码都换了，生怕他们沾光，所以也没有联系方式。

从这些人表述中，了解到廖智捷原本是工地工头，后来承接房地产项目赚了钱，大概是2003年前后在北京曾经接过工程，这个工程应该有2、3年。

与2005年杜树华命案案发时间相吻合，时间、地点都对上了。

廖智捷有很大的嫌疑。

不过，据廖智捷的亲朋好友所说，他们都完全没听过杜树华这个人。

一个是房地产包工头，一个是大学生，这两个人生活轨迹不同，人际交往不同，完全没有共同点。

所以廖智捷为什么会跟杜树华的死有关？这个问题需要打个问号。

侦查组从廖智捷这里，没办法得到更进一步的线索，只好着重从当年的打闷棍杀人案案卷里寻找可疑点。

首先要查证，当年杜树华的死是不是真的跟打闷棍案有关？

如果，杜树华不是卫小凤和李成庆所杀，那他们就可以推翻案件，重启案件调查，然后让北京的刑侦队协助调查。

当然，北京方面能主导是最好的。

不过，在这方面他们也阻碍重重。

因为这个打闷棍杀人案犯案太多，所以包含证人证词、凶手陈述也是其他案子的五六十倍。

而且2005年之前，很多案件记录主要还是手写，即便后面重新上传到电脑，案卷材料乱、缺、漏严重。

如果从系统里调取的资料来看，这个打闷棍案的一系列杀人案证言证词，全都漏洞百出，只能一个个查证纠正，工作量巨大。

而作为组员的徐凤，因为连续大半个月没休息，加班加地已经开始疯了。

每天在办公室里喝着功能饮料，垂足顿胸当初怎么主动申请来这么个地方，她要穿越回去杀了自己。

至于卓蒙城和刘行军到北京，则是因为系统上的资料细节不足，来这调取当年手写纸质文件档案的。

还有就是，找到当年调查的警员，希望能从他们那得到一些重述办案经过线索。

到达北京北站，卓蒙城和刘行军从行李架上拿好行李包，随人流往车门走。

走到一半，卓蒙城发现走在后头的刘行军没有跟上来，低头看手机的表情有些沉重。

卓蒙城以为是组里发现了什么消息，立刻回头，走到他身边问他：“怎么了？”

听到他的话，刘行军马上将手机息屏，放回衣兜，摇了摇头：“没事。”

卓蒙城半信半疑，但他知道刘行军做事稳当，如果是工作的事也都能及时处理，不会隐瞒。

可能是刘行军在看自己的私事信息。

在这方面，他一直没有八卦的兴趣，所以也没再深究刘行军刚刚的神情。

两人出了车站，也没去旅店放行李休整，而是直奔当年发现杜树华案子的派出所去了。

因为事先联系过，所以接待他们的，是派出所副所长田原和一名三级警司吴正方，几人互相介绍完后正式进入正题。

副所长就是第一个到达案件现场的警员，当年他还是普通警员，那一天晚上值班，就是他接到报警中心出警电话。

当时他接完电话后，马上带着另一名值班辅警出警了。

到达时，应该是早上五点半左右。

卓蒙城询问：“当时报警的人是谁？”

“环卫工人，”副所长回道：“当天他负责那一片区域，他四点半开始从香园北路一路往前扫街，扫到地下通道口时，低头往里一看，发现了受害者躺在那一动不动，就赶忙报了警。”

“在现场有发现凶器或者可疑的物品吗？”

“没有。”副所长想都没想，立刻回答他道：“我到现场时，受害者俯卧趴在地上，身上除了他背着的双肩包没，现场没有任何物品，很干净。”

副所长田原大概五十多岁，长相正派凛然，眼睛有神，认真说起话来，即便是陌生人都很能让人有种信服感。

刘行军负责记录，他抬头看向副所长，问道：“我想知道，当时您有没有查看过他头上的伤口。”

田副所长道：“我去确认过他伤势，现场血不多，但后脑勺被敲得血肉模糊了，探鼻息时，发现他还有呼吸，我们就连忙呼救护车了。因为他伤在头部，所以我没有动他，直到急救车医生来了之后才帮着抬上车。”

“在这段时间，他有清醒过吗？有没有说些什么？”

“没有，全程我跟车去的医院，到了医院后，医生检查说他伤得很严重，没有意识了，后来第二天他就脑死亡了，什么线索都没留下。”

“那……”刘行军想了下问道：“当时是怎么确认，杜树华是卫小风和李成庆杀的？”

田副所长一愣，嘴巴张了张，想要反驳，但像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顿了半秒，才说道：“首先，他头上的伤还有他身上的财物也被收刮一空，跟打闷棍抢劫杀人案的作案手法一致。其次，犯罪嫌疑人被捕后也承认了犯案经过。这样还不能确定吗？”